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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古代养殖活动中的伦理选择
近年来,畜禽肉品质量问题多发,养殖场环境污染事件屡现,猪流感、禽流感等疾疫频发,这迫使人们对养殖业的大规模密集圈养的饲养方式作出反思。 动物福利立法呼声渐高,动物保护组织活动频繁,这也对养殖业的改革和转型施加了压力。 养殖业自身也在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 在此背景下,挖掘我国先民的养殖伦理智慧, 将对现实有所裨益。
本文以农业伦理学为致思路径。 农业伦理学旨在探究农作的行为规范和农业的应然状态,它作为人、自然、农产品的三维伦理学,聚焦三者间的关系,寻求人不破坏自然而获取农产品的方式,虽允纳环境伦理学、动物伦理学及美德伦理学的基本观念,却与其旨趣不同。〔1〕养殖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讨论我国古代养殖活动的伦理倾向,就是挖掘先民在不同养殖方式间倾向作出何种伦理选择, 具体为:养殖态度上倾向于单纯利用还是心怀爱惜? 饲养方式上倾向于舍饲还是放牧? 养殖模式上倾向于单一化还是系统化? 收获方式上倾向于堪折直折还是取用有度?
一、必怀爱重之心
对畜养对象怀有爱重之心,是我国古代养殖伦理的一大特点。 《农书》云:“夫善牧养者,必先知爱重之心,以革慢易之意”〔2〕15,后世农书频现“爱养之道”105、“爱惜保养”〔4〕26、“须知宝爱”〔5〕574等语,含义皆相同,都将爱重之心看作畜养者应具备的首要伦理素养。 而诸如“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6〕378,“固之以牢揵,顺之以凉燠;时其饥饱,以适其性情;节其作息,以养其血气”〔3〕104,“洁其水草,酌其刍菽,慎其寒燠,节其足力”〔7〕原序 3,“勿犯寒暑,勿使太劳”〔8〕1154,“须不时点检水草,审察行卧,听其喘息”〔5〕575等散见于历代农书的畜养原则,皆基于爱重观念所申发。 其中尤以陈旉对牛之爱重的表达最为精到,《农书》云:“视牛之饥渴,犹己之饥渴。 视牛之困苦羸瘠,犹己之困苦羸瘠。 视牛之疫疠,若己之有疾也。 视牛之孕育,若己之有子也。 ”〔2〕15-16以下分牛、马和其他动物详述先民畜养中的爱重之心。耕牛受到的多方照顾, 无不渗透着爱重之心。(1)度饥渴。 牛除放牧外要开小灶,春初草少与秋后天凉都加饲以糠麸、米泔等,必要时做粥煮豆为其补充营养,耕作之月夜间还加餐。 (2)体劳逸。 为防耕牛过度劳累和暑热伤身,南方常早耕,北方常夜耕,白昼天热时就放去,令其休息。 (3)安暖凉。 非耕季节,夏暑时尽水牛天性放于水池,冬寒时提前修屋补漏预防雨雪,降温则“处之燠煖之地”〔2〕16,逢十月“造牛衣”〔9〕231. (4)慎调适。 讲究卫生,春初“必尽去牢栏中积滞蓐粪”, 甚至 “旬日一除, 免秽气蒸郁”,〔2〕16而且 “夜夜以苍术、 皂角焚之”〔5〕574以防疾疫。 (5)禁屠牛。 先民对耕牛心怀感恩,养成不杀牛、不卖牛的风俗,当其“羸老,则轻其役而养之”,法律有“屠牛之禁”,民间有“戒食牛肉者不染瘟疫”之谚。〔10〕62马在各方面也获得爱重之心的投射。 (1)慎饥渴。 先民饲饮马匹不厌其烦,不但遵循繁琐的“三刍三时”〔6〕399原则,还“一夜须二三次起喂草料”〔8〕1147.(2)量劳逸。 役马从不过度,注意防止“五劳”现象发生,而“不穷其马力”〔11〕219更被后世奉为法则。 (3)顺寒温。 “盛夏午间必牵于水浸之,恐其伤于暑也;季冬稍遮蔽之,恐其伤于寒也”〔8〕1147,此“恐”字足见关心之切,同时夏“毋群居”而冬“须曝日”〔5〕562. (4)惕好恶。 为保健康,适时“令其陆梁舒展”〔12〕347和“放山野,令舒精神”〔5〕561-562,强调“饮后宜骋骑 ,使精神爽快”〔5〕561. (5)不弃马。 与牛一样,虽老弱也不遗弃,有“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13〕之说。
其他豢养动物的地位虽不如牛马,但在生活中也凝聚着人们的爱重之心。 养羊,羊圈选址顾及羊性“怯弱”而“与人居相连”〔6〕419,羊圈构造尊重羊“喜燥恶湿”〔14〕86的天性而“作棚宜高,常除粪秽”〔8〕1160,为使羊“起居以时”并“调其宜适”,放羊人须是“大老子、心性宛顺者”,〔6〕419铰毛“恐寒气损羊”〔9〕195,取奶忌伤羔犊。 养猪,担心其受冻,除猪圈外还加盖小厂棚,供其“避雨雪”,对初产母猪特别照顾,“煮谷饲之”.〔6〕441-442养禽,“数扫去屎”〔6〕447保证环境卫生,选址建窠谨防天敌骚扰致其惊恐,加盖“小厂”供其“避雨日”,〔6〕446充分遂顺鸭 “不喜陆居”〔5〕595的天性而择近水处饲养。 养鱼,注意“安定鱼心”,“内鳖,则鱼不复去,在池中,周绕九洲无穷,自谓江湖也”〔6〕457. 养蚕,蚕母对蚕充满爱护之心,不仅有“蚕有八宜”〔12〕191说的落实,还有“使人主之养民,如蚕母之养蚕,其用岂徒丝茧而已哉? ”〔6〕324之论。
此爱重之心, 主要来源于古代儒家的仁爱观念。 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15〕281牲畜属物的范围,是爱的对象,孟子亦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15〕11. 同时,儒家的仁爱也有差等、有次第,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15〕281,王阳明曰:“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16〕108;纵爱物之间,恻隐之心所发也有厚薄,朱熹有“动物有知,植物无知”〔17〕62之论,王夫之有“植物之与人,其视动物之亲疏,此当人心所自喻,不容欺者”〔18〕1134之说。 继此“知论”、“亲疏论 ”而推之,人对动物之爱也有次第 ,感知能力较强的马牛羊猪得到更多照顾,与人更亲近的牛马获取更多爱重,也是情理中之事。
二、重视放牧散养
与如今集约化舍饲圈养不同,我国古代畜牧业多采用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方式, 而重视放牧,确是传统畜养伦理中的重要倾向。 重视放牧并非一味地放牧,甚至未必放牧较舍饲更居主导地位,而是指先民更倾向于放牧,当客观条件允许时,人们更愿意采用放牧的畜养方式, 只当条件受限时才舍饲。 所谓客观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尤指季节气候;再是社会条件,即指牧地的可用面积。 兹对几种主要畜养对象分而论之。
羊以牧为主。 通常,“牧养须巳出未入”〔8〕1163,即“巳时放之,未时收之”〔10〕64. 总体如此,也随季节有微调,“春夏早放,秋冬晚出”〔6〕419. 放牧地点也因时有别,比如寿邑羊,“春则出山,牧之于辽州诸山中;秋则还家,牧之于近地;禾稼既登,牧之于空田。 ”〔10〕64羊羔也不舍饲,“方吃草,乃放之”〔6〕423. 也有不出牧的情况,“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6〕422这说明,羊在一年中的多数日子都会出牧,只有受自然条件制约时才作罢。 古代也有只饲不放的“栈羊法”〔8〕1162记载,却未流行开来,这也说明先民倾向于放牧养羊。
牛惯牧,马常放。 放牧是合牛本性的饲养方式,古农书对牧牛的记载有:“春夏草茂, 放牧必恣其饱”〔2〕16, “( 水牛 ) 夏须得水池 ”〔8〕1158, “ 牛趁水草放之”,“至夏, 则上山放牧, 不在栏中矣”〔19〕27,33,“(秋深)日中或放水边,或牧山坡”〔5〕574,这说明除冬季外牛都会出牧。 耕牛出牧不如羊频繁、有规律,只因要服力役,牧放要为耕作让路。 但总趁耕作空隙将牛放出,“至明耕毕,则放去”〔3〕105,“夏耕甚急 ,天气炎热,人牛两困,已收放外”〔5〕574. 此外“每日宜牵出外游,令动以舒和气血”〔5〕574,此 “外游 ”与放牧无本质差别。 较牛而言,马多服脚役,专门出牧的机会较少,但也被特别重视,因为放牧不仅解决其温饱问题,更是维系健康的必要手段。 “十日一放,令其陆梁舒展,令马硬实也”〔12〕347,“春末,宜放山野,令舒精神”〔5〕561.
猪也常牧。 今人养猪惯于舍饲,以致人们逐渐遗忘了猪也有牧放者。 古代早期频有“(公孙弘)牧豕海上”〔20〕2253、“(吴佑)常牧豕于长垣泽中”、“(孙期)牧豕于大泽中”、“(梁鸿)牧豕于上林苑中”〔21〕 1419,1723,1868之牧猪记载,那时养猪以放牧为主。 “魏、晋、南北朝以后,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方式逐渐代替了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22〕,虽如此,放牧仍为期望性选择 ,只要条件允许就出放。 “春夏草生,随时放牧。 ……八、九、十月,放而不饲。 ”〔6〕442“豕入此(八)月即放,不要喂,直至十月。”〔9〕200春夏因草而放,八九十月专放不喂,然其他季节亦非不放,而是放喂结合。 仔猪也放,“小者宜牧放”〔5〕585. 需明确,“圈不厌小”〔6〕441、“使不得闹转”〔8〕1168仅指猪舍而言,与放牧倾向不矛盾,因为“豕不可常在牢中”〔10〕63.
禽虽言笼饲,实近散放。 古代养禽有“据地为笼, 笼内着栈”、“屋下悬箦”、“于厂屋之下作窠”等说〔6〕446-452,其貌似笼饲圈养,然深察可知,笼、窠 、箦仅是栖宿场所,并非全部生活环境。 鸡实际的活动范围比较宽松,不仅“别筑墙匡,开小门;作小厂,令鸡避雨日”〔6〕446,而且“设一大园,四围筑垣。 中筑垣分为两所。 凡两园墙下,东西南北,各置四大鸡栖,以为休息”(8〕1173. 对“买黄雌鸡十只,雄一只。 于地上作屋,方广丈五”〔6〕447计算可知,在 13.5 平米的面积里养 11 只鸡,每只占地 1 平米余,约是现代养殖场的 12 倍,称“溜达鸡”不为过。 更何况,还要驱鸡入园吃虫,并不限于厂屋中。 不仅鸡近散放,鸭鹅更是如此,因其“既水禽,不得水则死”〔6〕452,不得不适时放牧。 “赋性不喜陆居,宜近湖泽者畜之”,“饲宜湖泽宽旷处”,“雏初生,……半月然后可放”.〔5〕593-595古代晚期亦有所谓“栈鸡易肥法”、“栈鹅易肥法”的记载,主张达到“勿令转侧”的密度,〔8〕1171-1173却在历史时期不占主流,这也说明先民更倾向于放养。
然而,重视放牧作为倾向性选择,与伦理的衔接点在何处? 其一,放牧能让畜禽自由采食、任意活动,这符合动物本性,有助于其天性表达,用动物福利的概念讲,放牧可保障行为福利,也能提升生理福利和卫生福利。 其二,放牧使畜禽与牧地结成草地或林地生态系统,牧草等植物作为生产者,畜禽等动物作为消费者,畜禽粪便被分解者分解后又被生产者重新利用,如此形成生态循环,有益于生态和谐。 此外,放养畜禽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健康。 需指出,从“养备动时,天不能使之病”〔3〕105、“合间游舒情”、“舒和气血”〔5〕574、“令舒精神”〔5〕561等语看, 先民采用散放畜养方式绝非不出于伦理自觉,而“栈羊”“栈鸡”“栈鹅”等记载鲜行于世也说明,先民对密集圈养并非不知,而是道所不载,羞而不为。
三、营造循环系统
与如今大规模单一化的养殖模式不同,先民将畜养对象置于多物种参与的系统中,注重营造系统内部的循环性,主要是建立养殖动物与种植作物间的互利、共生与循环关系。
一方面,种植为养殖提供饲料。 首先,种草养畜。 历史上各朝代都不同程度地设有牧田,用来种植牧草,这是草食家畜(以及鱼)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次,植桑饲蚕。 我国古代男耕女织、农桑并举,养蚕者多种桑树、收桑叶以饲蚕,这是传统农业中种植与养殖紧密联系的典范。 再次,种植收获的植物产品部分用作饲料。 如用谷、秕饲鸡,用苦荞、大麦饲牛,用青蔬饲鱼,“煮谷”饲初产母羊与母猪〔6〕423-442,用“粟饭”“苦菜、芜菁英”及煮粥饲鸭鹅雏〔6〕452. 又次,特别重视种豆为畜禽补充营养。 除“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6〕422外,还用豌豆饲马,用绿豆、蚕豆等饲牛,用胡豆饲鸡。 最后,种植业的副产品是畜产的常用饲料,如用麦麸、谷糠、豆秸、楮叶等补饲牛和猪,用稗等饲鸡,用“大麦之麸屑,或炒大豆之末”〔8〕1175饲鱼。 此外,古人还“耕一亩作田,秫粥洒之,刈生茅覆上,自生白虫”〔6〕447,为鸡提供动物食品。
另一方面,养殖也回馈种植,主要包含供役与供肥两方面。 供役者,牛马也。 牛可耕田,牛耕普及后,先民就与耕牛结下不解之缘,耕牛历来是小农家庭的重要劳力,也正是牛耕为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将农耕文明带到了新高度。 马可耕地,又可运输,为种植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力役。 供肥者,畜粪也。 家畜粪肥作为有机肥被先民特别重视, 它为地力的可持续、 常新壮作出了重要贡献。“(牛)所卧之处,用黄土铺垫,积久成粪。 ……豕本水畜,喜湿而恶燥;坎内常泼水添土,久之自成粪也。 ……夜圈羊于田中,谓之圈粪,可以肥田。 ”〔10〕63-64牛羊猪的粪秽都还田,马粪、禽粪、蚕粪甚至鱼粪也被利用。
此外, 养殖动物各物种间也能组成食物链,当然并非活生生的捕食关系。 用“猪胆犬胆和料”〔8〕1147喂马,能助其肥健。 “鸡鸭之卵黄”可饲鱼,尤其“无草时,可用咸蛋壳”饲鱼。〔8〕1176羊粪可喂鱼,“作羊棬于塘岸上,安羊。 每早扫其粪于塘中,以饲草鱼。 而草鱼之粪,又可以饲鲢鱼。 ”〔8〕1177鸡可养蜂,“或蜜不敷蜜蜂食用,宜以草鸡或一只或二只,退毛不用肚肠,悬挂寠内,其蜂自然食之。 ”〔8〕1179牛粪宜蚕,“多收牛粪堆聚。 ……烧时,香气宜蚕。 ”〔12〕151养狗用于警戒,危急时刻可以保护畜群。
传统农业种养对象种类繁多,种植实现谷、豆、果、蔬、树、麻的轮作、间作与套作,养殖对象有哺乳类、鸟类、鱼类、昆虫类甚至爬行类、甲壳类,它们彼此互用互利、循环协作,共同组成了传统小农物种多样的农业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以循环性为主要特征,通过利用物种的生物本能和种间的依存关系实现物质与能量的循环流动。 人作为系统的一分子,利用智慧与辛劳促成循环,努力修复系统的种种扰动使其重回平衡。 系统运行不产生非自然的、无法重归循环的垃圾,不制造不可控的、损害生态环境的污染,几乎不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系统因此可持续。 与当今环境不友好的单一化规模养殖模式相比,传统畜养模式在生态伦理上更加优善。
畜养对象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它们吃的是天然饲料。 与野生状态下一样,这些饲料都是大自然为其设计的食物种类。 通过放牧,新鲜饲料被获取,比如青草;通过人的料理,质优量足的食物被准备,比如为畜种豆、为鸡生虫。 动物如此生活,比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作为捕食者和被捕食者更安逸、更幸福。 当今养殖场动物只吃含有添加剂的人工饲料,与传统有天壤之别。
四、仅取系统盈余
农产品必须作为自然之盈余而存在,索取自然要遵循“仅取盈余”原则,否则自然系统会受到损害,降低持续提供农产品的能力。〔1〕先民在动物畜养中贯彻了该原则, 他们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态度,所取乃是农业系统所能提供的盈余。 具体地,要么动物个体提供产品后仍能健康生存,要么提供成熟个体后种群本身仍能正常繁衍生息,农业系统并不因人的索取而削弱服务能力。 具体如下:肉用仅取成年个体。 除了统治阶级的暴殄天物, 养殖肉用动物必待其成长至成年个体, 如猪“肥”后 ,鸡“肥大”后,“子鹅百日以外 ,子鸭六七十日”,〔6〕442-453才可宰杀供食。养鱼更有代表性,养鱼要到饲养的第三、四个年头才收获成鱼,还有所谓“三池”养鱼法,即鱼池分作大、中、小三池,小池鱼长大移至中池,中池鱼长大移至大池,而“每食鱼,只于大塘内取之”〔8〕1176-1177. 这都是对“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15〕5观念的贯彻。
役用牛马勿竭其力。 牛马作为役用动物,对人的服务多在其力, 其力之多余者就是人可索取的“盈余”. 役马,不穷其马力,令其“行有余力”〔5〕562,是为役用原则。 役牛,令其“力有余而老不衰”〔2〕16,“勿竭其力,以致困乏”〔3〕105,“勿因农忙,一时以竭其力”〔5〕574,都被先民奉为法则。 牛马因此获得应有的照顾与尊重,人藉其力而生活,牛马与人实现合作与共存。
铰羊毛毋伤羊。 《齐民要术》云:“(白羊)胡葈子成,然后铰者,非直着毛难治,又岁稍晚,比至寒时,毛长不足,令羊瘦损。 漠北寒乡之羊,则八月不铰,铰则不耐寒。 中国必须铰,不铰则毛长相着,作毡难成也。 ……羖羊,四月末五月初铰之。 性不耐寒,早铰值寒则冻死。 ”〔6〕423-424不同地域、不同品种的羊铰毛时间不同,但总遵循一个原则,不能因人铰其毛而令羊受寒冻之苦。 毛作为羊之“盈余”赠予给人,羊与人实现物种间的协作。
取奶作酪勿累牛羊及其羔犊。 《齐民要术》云:
“牛产五日外,羊十日外,羔、犊得乳力强健,能噉水草,然后取乳。 捋乳之时,须人斟酌:三分之中,当留一分,以与羔犊。 若取乳太早,及不留一分乳者,羔犊瘦死。 ……从九月一日后,止可小小供食,不得多作:天寒草枯,牛羊渐瘦故也。”〔6〕428牛羊之奶是为羔犊准备,但在保证牛羊健康、羔犊温饱的前提下人取来加以利用,就不产生伦理问题。 先民取奶作酪的行为在人、牛羊及其羔犊间寻求平衡,人因此获益而动物并未因此受害。
割蜜谨防蜂饥。割蜜要仅割“蜂食之余者”〔8〕1178,不能因人割其蜜而使其陷入饥饿。 宜以花多季节为优先选择,最宜“至四、五月百花正开时割之”(5〕616.
花少时节割蜜要特别谨慎,“若近秋割, 则天气渐寒,百花少开,蜂所攘者难需三冬,宜慎之”〔5〕616,而“花凋尽,留冬月可食蜜脾,余者割取作蜜、蜡”〔3〕117.
如担心所割过多导致蜜不够蜂用, 亦有补充措施,《农政全书》云:“冬月割蜜过多,则蜂饥。 饥时,可将嫩鸡白煮,置房侧,令食之”〔8〕1179.
先民主张吃非受精蛋。 《齐民要术》云:“取谷产鸡子供常食法:别取雌鸡,勿令与雄相杂,……一鸡生百余卵,不雏,并食之无咎。 ”“(鸭)俗所谓‘谷生’者。 此卵既非阴阳合生,虽伏亦不成雏,宜以供膳,幸无麛卵之咎也。 ”〔6〕447,453先民首先认为,食用能孵化禽雏的禽蛋无异于数罟入池。 另一关键在“咎”,这份愧疚心使这些活动区别于纯粹的理性算计,增添了极富东方特色的美德伦理色彩。
补论与结语需补充的是,我国古代动物养殖的目的呈多样化特征,并非仅供肉食。 首先,祭祀用牲占据部分比例。 三代时期祭祀昌炽, 畜品相当部分专供祭祀。《周礼》云:“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23〕723以致有“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24〕153之说。 虽战国以降“孳畜之权不在国而在民矣”〔25〕212,然祭祀传统仍在,民间祭祖成为普遍习俗,用牲亦为数不少。 其次,军马在畜牧业中占据相当份额。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马因能为政治与军事服务,成为国营畜牧业的主要部分,历朝都设置颇具规模的军马场。 最后,民间畜养特别需求和青睐非肉动物产品与服务,尤其在小农种养循环系统中。 养猪、养鱼用肉,还用粪;养羊用肉,更用皮、毛、奶、粪;养鸡用肉,也用粪,更用母鸡生蛋,公鸡司晨;养牛罕用肉,主要用其力,也用粪;养马用其负重致远;养狗用其看家护院;养蜂割蜜;养蚕取丝。
可见我国古代动物养殖中肉用比例并不高,加之先民深受传统儒家“不忍见其死”、“君子远庖厨”〔15〕11-12的恻隐观念和佛教戒杀的慈悲观念的影响,使传统养殖隐隐具有一种无故不杀、不轻杀妄杀的“慎杀”倾向。 实际上,目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还保有“非年不杀猪,非节不杀鸡”的生活传统。 这与现代肉用畜牧业差别甚大。
综合来看,我国古代动物的豢养与利用,不仅保障了动物的基本福利,在动物伦理和生态伦理方面也没有明显缺陷。 可以说,传统动物养殖具有高福利、慎杀戮、无污染、可持续的特质。 它与传统种植业一起,共同组成了古代中华的永续农业。
传统动物养殖的观念与倾向都说明,它将生命当作生命来对待。 相比而言,现代畜牧学是以生产、育肥、净肉量、出肉率、料肉比等概念建构成的理论系统,它并未对生命另眼相待,而是视其为无生命之物。
人在农作活动中宜以“守候与照料”的态度面向自然界,对待农产品。〔26〕传统养殖实践契合了这种伦理观,它不仅对畜禽照顾有加,还充分尊重其天性,任其自然生长而不人为强求。
极端的动物保护人士主张取消动物养殖,此说过于偏激,我国古代种养循环模式表明,动物养殖未必意味着残杀和虐待,它可能作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必要组分而存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