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论与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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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中寻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突破路径 》

在经济学界，克鲁格曼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著名学者，他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早在1991年，年仅38年的克鲁格曼就获得了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指针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因偏好历史和社会学，经济学的专业课反而修得不多，这也形成了他独有的分析视角和行文风格，更被誉为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流行的国际主义》并大胆预言亚洲金融危机，使他获得巨大声望。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

作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克鲁格曼强烈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认为市场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当消费和企业开支难以前进，就只剩下了一种填补缺口的办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刺激性开支，美联储必须推行指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

克鲁格曼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国际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研究。在国际贸易方面，他建立了新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尤其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的同类产品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与国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关系不大;在经济活动区位方面，他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他的核心—外围模型，把厂商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内生于模型中，较好地解释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如何形成工业核心和农业边缘区模式;在国际金融方面，他建立了一个汇率目标区理论的规范模型，使汇率目标区超出原来仅作为汇制改革方案而存在的范畴，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理论框架;在宏观经济方面，他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对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2008年，克鲁格曼因创立新贸易理论和开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界的争议永远存在，一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理论和观点一直就有质疑。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失业并非结构性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中有40%属于结构性失业。克鲁格曼认为是经济增长迟缓导致了债务水平升高，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达到或者超过90%)，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缓。

尽管在一些观点上有不同的质疑，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方面所做的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本书就是克鲁格曼对应对当前危机的一系列带有十分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建议和看法。也可以视为此次危机中关于凯恩斯主义争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寻找金融危机中的免费午餐：当前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凯恩斯主义及其争议

在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在克鲁格曼看来，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冲击下，“只要我们伸出手，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 这是典型的克鲁格曼的政策基调。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台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国最早强调购买不良资产，美联储还推出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欧洲则在尝试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时尝试通过注资获得金融机构股权来稳定金融体系等措施。

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日本出台多个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三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当利率进入零利率区域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四是产业发展政策。美国在新能源、环保政策等方面较为高调。欧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发展商业航天、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对于这些凯恩斯主义色彩鲜明的危机应对措施，各种批评也一直不断，本书就可以视为克鲁格曼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动更为紧密，在危机冲击下，除了推出一系列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外，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转型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性逐步显现，全球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而以美元

计价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的形式持续流向全世界。特别是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美国为刺激经济长期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高杠杆、高风险、低透明度且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本国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扩张、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显著提高。2005年以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供应格局打破，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正式爆发。

本次危机爆发不仅是国际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危机打破了原有经济金融结构和格局，美欧等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经济陷入衰退或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高企—政策收缩—经济放缓的调整时期。可见，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相互影响加大。

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国际收支面临再平衡的过程;“去美元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在压力下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面临重大变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评估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关系，对于迅速崛起并处于转型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种调整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关注着类似的矛盾和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决策应注重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经济增长回落等压力下，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中枢或已阶段性下移;内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将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大致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面临资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长期管制的瓶颈，由此造成了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推动要素价格改革，即从管制下扭曲、低估的价格转变为市场均衡价格，将使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和回报更真实、国民财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场机制的合理运用将进一步激励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二是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

革的方向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举措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对社保、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其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打破垄断，促进 社会要素不同行业的市场化流动。最后，推进结构性减税，逐步降低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引导 经济结构的优化，释放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能力。

三是劳动生产率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推动。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必然会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 发展的主题，同时要重点鼓励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市场化企业的成长，通过放松管制促使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克鲁格曼的这本书为终结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为我们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也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我认为是很有理论和 应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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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理论与实践 》

摘 要:开发性金融包括商业性开发金融和政策性开发金融两大类,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在本质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既不是后者的初级阶段,后者也不是前者的组成部分但政策性金融也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实现非主动竞争性盈利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策性业务与非主动竞争性盈利的有机统一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应该是其性质定位和职能定位的有机统一

关 键 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定位

一导言

目前在国内,开发性金融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向纵深发展的阶段然而,关于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对政策性金融的理解,存在着许多误解和曲解,并似乎日益呈现出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两个分庭抗礼的“学派”①这不仅影响了政策性金融学术理论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直接影响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转型定位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现实中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业务摩擦冲突和竞争等负向互动不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源之一而且,由于对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理解上的差异,也使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在政策性银行改革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因此,科学地辨析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十分必要

根据国内外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并基于科学研究的逻辑关系,笔者认为:尽管在实际中,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二者在非学术研究非正式场合下可以等同或混用,国际上也一般将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惯称或简称为开发银行,但是,从理论或逻辑上讲,将二者等同是不甚严密和不科学的因为开发性金融事实上包括商业性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两大类,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二者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概念,政策性金融不同于“第二财政”,政策性金融理论也是一种发展中的科学理论而且,无论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从国内金融运行环境上,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政策性银行不应当“一刀切”地都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策性业务与非主动竞争性盈利的有机统一,即政策性盈利性和非竞争性的“三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