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的论文该怎么写2篇

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理论和概念的载体,是其学科知识的结晶,是其学科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经济的论文该怎么写，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经济的论文该怎么写1

摘要：

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种无奈、“自然”、理性的家庭决策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守妇女问题的症结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因此，“四化”同步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

留守妇女 二元体制 政治经济学 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大批农村已婚男子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2006年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规模约在4000万至5000万之间[1]，2012年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发布的数据[2]，我国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仅占33.6%。数据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明显滞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而且，在这些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仅为20.66%，有将近8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处于离散状态。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比较，留守妇女承担起多种社会角色，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影响也最大。在家庭生活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抚养责任、赡养老人责任、子女教育责任和生产劳动责任;在社会活动中，留守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自身却承受着生理、心理、安全等多重负担。据调查，留守妇女最大的负担是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最大的痛苦是情感的空虚与寂寞;最大的心愿是合家团圆。劳动强度高、生活压力大、精神负担重[3]，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关注留守妇女问题，是因为留守妇女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留守妇女自身的生存状态，同时还折射出我国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社会转变中农民工群体的境遇以及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困境。因此，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诉求，追踪溯源地分析留守妇女的成因，探求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对改善留守妇女处境，关爱留守妇女发展，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留守妇女的成因

农村留守妇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二元体制框架下的无奈选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与我国工业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松动但并未根本破除，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和资源，如教育、就业、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导致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与“城里人”同工不同酬等种种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抬高了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举家进城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农民工家庭个体往往无法突破和跨越体制的门槛，实现举家迁移，面对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一人外出，候鸟式流动。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农村传统社会伦理限制的“自然”选择。与现代都市不同，传统农村社会更加注重理治与孝道[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强女弱”等性别观念早已被农村妇女和男性内化于心，这种文化基因和传统观念导致家庭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理所当然地，赡养老人、照料孩子、农副业生产的重担、天经地义地全部落在妇女肩上，部分妇女被迫“自然”留守。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也表明，约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家庭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合理选择。农村性别分工具有一定弹性，留守妇女常常是农村劳动中的多面手，既能“织”也能“耕”，在丈夫外出务工后，往往能够独立承担起繁琐的家务劳动和繁重的农副业劳动。权衡比较妇女留守的优势与劳动力转移中的劣势，如生育、体能、用工需求、转移成本等，丈夫独自外出务工、妇女留守家中才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通过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

二、农村妇女留守家中的影响

1.对留守妇女自身和家庭的影响

大批农村妇女留守家中，大批已婚男性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在整体提升。留守妇女逐渐改变传统上“主内”被动的从属地位，开始承担更多家庭经营管理决策和实施，独立性增强，成就感上升，自由度更大，社会声望日益提高。其次，夫妻分居的家庭模式成为独特而长期存在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文化素质提高受限制，发展机会减少。夫妻关系方面，夫妻间异质性增强，不利于留守妇女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

2.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留守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在持续加大。在生产模式上，男工女耕，农业从业女性人数大幅度增加，农业日渐成为农村留守妇女主业，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留守妇女正逐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力，成为农业资源和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但是，留守妇女在担负起生产、生活双重任务之后，因为中国农村广种薄收的现象非常普遍，她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水平并没有因为丈夫外出务工为其参与社区活动提供更多的契机而有所提高。因为，几乎所有的留守妇女都把重心放在家庭角色上，完成传统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少部分妇女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成本提高，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表明，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生产经营与管理，特别是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决策和销售是相分离的。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留守妇女更多从事的是农副业日常管理的事务，家庭经营决策的权力，譬如粮食作物生产品种的选择、面积数量的确定、农药化肥的使用等一些需要一定知识、经验、技术、资金、对家庭发展影响较大的事项和活动，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农业较低的收益率也使得以农业为主的留守妇女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留守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下降，对男性的依赖在加重。由此可见，“男工女耕”的新型家庭分工模式和农业女性化现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社会地位，甚至对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对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明显不利。

三、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

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留守妇女问题，已有的研究在政策建议或解决路径方面已形成诸多共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譬如，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5]，利用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资源，减轻留守妇女劳动、家务负担和心理负担;实施鼓励农民回乡创业的政策，解决农民家庭离散问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尊重、支持和关心妇女。尊重、倾听妇女的意见和需求，支持妇女的选择，鼓励留守妇女积极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计划项目的实施;开展妇女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知识水平，组织管理能力;加强妇女组织建设，增加妇女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团结互助[6]等等。上述成果对留守妇女问题的持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素材、逻辑起点和理论借鉴。值得关注的是，留守妇女问题是社会排斥的结果，症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前文已有论述)。从这个层面上看，以来大力推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积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不仅为留守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千载难逢的好契机，更为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根本路径。根本性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是破解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一篇大文章，亟待深入研究。

作者：王荣红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丁仁能.让留守妇女后顾无忧[N].经济日报(农村版)，2006-11-16.

[2]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0L].

[3]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钟斌.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及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3(05),121-124.

[6]江洪,李继华,傅兰英.农村留守妇女健康状况及健康需求调查———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4,(02)112-117.

关于经济的论文该怎么写2

内容摘要：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激发生产和流通主体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本文首先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从农产品供给主体视角分析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总结了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文章最后给出的政策启示为：尽量保障安全农产品供给主体的经济利益，不断完善农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充分重视对安全农产品供给主体的激励作用，持续加强对不安全供给行为的制度约束。

关键词：

农产品质量;生产流通主体;安全;供给动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因其关系到居民的生命、健康而成为政界、学界、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研究已在不同维度和视角上广泛展开。这些研究的基本关注点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原因的考察;二是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三是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路径的研究。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主要是由生产者和流通主体的行为导致，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着手进行研究成为必然。综述文献，这个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安全农产品生产影响因素分析(周洁红，2006;赵建欣和张忠根，2007;陈雨生等，2009;代云云和徐翔，2012);安全农产品供给意愿研究(刘芳等，2010;孙世民等，2012;江激宇等，2012;张蓓等2014);安全农产品供给决策研究(周洁红，2006;赵建欣和张忠根，2007)。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陈君石院士曾说过“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检测出来的”(陈君石，2011)。那么各经济主体为何不供给和不愿供给安全农产品?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促进经济主体供给安全产品?当前鲜有研究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回答。基于此，本文首先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探究行为主体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机制，最后给出激发行为主体动力机制视角的对策启示。

一、理论基础概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市场中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并且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尽管人们具有财富最大化和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人们会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但是不会一味牺牲自己的利益。人们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常常会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给机会主义的存在提供了空间，而高额收益则强化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若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或制度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就视为制度中存在漏洞。制度漏洞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失控，给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原因：农产品供给主体维度的分析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研究已经在多个视角广泛展开：有的研究者认为质量安全问题源于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Grossman，1981;Weiss，1995;徐晓新，2002);有的研究者提出我国的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导致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夏英和宋伯生，2001;金发忠，2004)，有的研究者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归因于我国监管的薄弱(李功奎和应瑞瑶，2004;张晓涛和孙长学，2008)。区别于已往研究，本文将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从行为主体视角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追求利润最大化使生产经营主体有供给不安全农产品的动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假设，人们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农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无可厚非。供给安全农产品和不安全农产品的利润差异是其行为选择的标准。根据经济学原理，利润取决于价格、销售量和成本。在我国当前的市场中，价格不能很好的传递质量信息，或者说大部分消费者不相信价格承载的质量信息，在真实市场上表现为安全农产品价格和常规农产品价格没有明显差异。采用安全生产技术和使用物理、生物技术生产安全农产品的投入远远高于运用化学技术生产的农产品，致使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普遍高于常规农产品。安全农产品的销售量受制于当前的消费水平，目前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只有少部分消费者有能力购买价格较高的安全农产品。由于价格较高的安全农产品面临较少的顾客群，与常规农产品相比其销售量极为有限。通过安全农产品与常规农产品价格、成本和销售量的比较，我们可以判断安全农产品的利润空间远远小于常规农产品，农产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利润驱动下，具有供给不安全农产品的动机。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为生产经营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能

农产品具有信用商品特征，即消费者不能直观鉴别其质量状况，要了解其安全状况必须要借助专家或凭借仪器，这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相对于消费者不能掌握质量信息而言，生产者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安全状况信息掌握得却较充分。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时，掌握信息的一方可能通过欺瞒、坑骗、欺诈等手段获取个人利益。农产品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同样为生产经营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能。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具有比消费者对化肥使用、农药残留、微生物污染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的信息优势，部分生产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提供虚假、隐匿、误导信息，甚至故意把不安全农产品销售给顾客。大部分消费者在无法甄别伪劣产品的情况下，选择购买价格低、卖相好的农产品。由于安全农产品的经营者缺乏价格优势，又不能低成本证明自己的产品质量，最终使得市场上的优质农产品失去竞争力。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机会主义在一次性交易和合作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我国的农产品通过批发市场渠道流通的占半数以上，生产者和批发商之间多为随机交易，这种交易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者生产不安全农产品的机会主义动机。

(三)政府的监管漏洞为不安全农产品供给行为创造了条件

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决策和他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分析行为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应当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围。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引发，但要使动机变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制度存在漏洞，机会主义就有存在的空间。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监管分属不同的平行部门，各部门对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的产业链监管中存在权责不清，职能错位和缺位问题，实践中表现为存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和监管的空白区。这种制度漏洞为不安全供给行为留下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不安全农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此外，在分税制背景下，中央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存在目标不一致问题，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产业常常不积极执行监管政策，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时对地方产业采取袒护的态度，为不安全农产品的存在留下了制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