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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谋利型上访步步紧逼。
以谋利为目的的上访，许多就是上访专业户。
这些上访专业户主要呈现出四个特征：一是从年龄上看，上访专业户一般在40-60岁之间。
在这一年龄段的人，人生阅历丰富，精于人情世故，这可能是他们善于上访、跟政府周旋的重要原因。
二是从上访次数来看，上访专业户上访次数多，上访频率较高。
他们不断地挖空心思，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去上访谋利。
一旦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或者依据之后，马上就动身上访。
有些上访者甚至一个月要上访好几次，成为当地政府的“熟人”和地方社会的“名人”。
三是上访专业户懂得法律政策，精于钻政策法律的空子。
四是上访专业户善
于抓住政府的软肋，并通晓政府动态，以捞取利益为终极目的。
3、维稳投入居高不下。
每到敏感时期，上访户都会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要求，为了稳定，每年我镇在这些信访重点户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是小数目。
敏感期还要24小时盯防，轮流换班严防死守，并且随时还要跟访领访，牵扯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二、基层维稳渐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缺位。
目前基层信访工作的困境是，无法对上访者进行清晰分类而降低了信访治理绩效。
如何区别谋利型上访和维权型上访始终没有求解之道。
国家信访局称80%的上访是有道理的，这只是一个比例上的区分，没有实质性意义，其实践的结果是无法区分。
无法甄别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则无法制定相关政策来治理无理上访，或者说即使有相关政策也无法实际操作，这就为那些希望通过上访来谋利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责任错位。
当前对基层信访的考核制度是对上访量的统计，对息访率的考核，在属地管理和这种压力型体制下，稳定成为了第一责任，基层干部为了“帽子”问题，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信访者息访。
于是，面对越来越多的谋利型上访者，基层政府使出浑身解数，在“起火”与“救火”之间来回奔走。
因此，当上访专业户死皮赖脸、胡搅蛮缠让官员们烦不胜烦时，给上访者施舍一些钱财、给点小恩小惠，以达到息事宁人、罢诉息访的目的，成为了政府部门应对上访时的普遍选择。
这种“救火”式的处理方式，不仅破坏了既有的规则，而且对其他当事人起到示范作用，使部分谋利型上访者看到了谋利的希望，为上访专业户的进一步蔓延创造了空间。
(三)治理无法。
《信访条例》对政府行为很有约束力，但对那些无理上访的人则没有任何约束力，这让基层政府在信访治理中很被动。
再加上近年来个人权利本位畸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强调，这些都为无理上访者与政府的博弈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因此，一旦基层无法满足其要求，就会出现越级上访。
三、几点构想和建议
上访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和不断蔓延，既有体制的原因，也由思想意识的原因、政治法律制度和领导方式的原因，理顺和解决好上访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合力。
(一)创新和完善信访相关制度。
1、合理界定信访界限，重塑信访功能。
在当今中国，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家庭邻里纠纷，信访无处不在，无所不管，“信访洪峰”的出现是信访范围无限化的结果，只有明确信访的范围，才能充分发挥行政信访的功能和作用。
由于信访制度偏离了其“政治参与”功能的制度初衷而承载了本不应承担的权利救济功能，由此造成其既无法充分实现民主监督的功能，又破坏了司法权威，进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因此，要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将其功能定位于民主监督和政治参与。
这不仅需要像信访这样的民意表达机制的完善和发展，也需要强化信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和有序化，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使。
2、建立无理上访终结机制。
在当前的确存在信访案件“三级终结”制度。
对部分确无问题可解决，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信访案件，经上报州、省信访联席会议复核，确认为无理信访事项后，报国家信访局备案，涉法涉诉案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备案的信访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去省进京正常登记上访，不再列入通报范围内，不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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