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学术论文

讨论管理学的根本性问题，一定要登高望远，重道轻术。讨论具体管理问题，则可就事论事，重术轻道。理想的状态是道术兼备，但不同情况下也应有所侧重①。这里提出管理学发展的“三位一体”框架思路，或称“12字方略”，即“认清主题、问题导向、求本舍末”。

(一)认清主题

管理学的首要问题不是“对象”、“边界”或方法，而是主题，反之就会本末倒置。表1列出了中国人文社科领域主要学科的主题和现状。管理学区分于其他学科的关键在于主题不同，管理学研究最大的偏差是偏离了“激励与约束”这个主题;“无根”是说管理学本身缺乏理论基础。

如果明确管理学的主题是“激励与约束”，好些相关问题可以迎刃而解：①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可以利用经济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强调经济理性，心理学强调心理理性。二者的结合更便于说明管理学的主题及其问题。②目前，“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涉及的主要内容大多属于管理学方法，多属“术”，特别是数学方法，但不是管理学主题。③表中所有学科均可归纳为“色与戒”或“阴与阳”的关系②。④同其他学科类似，“激励”与“约束”可有侧重主辅，但互相依存、对立统一，真是奥妙无穷。微至个人或团组，宏至国家或国际;软如思想道德，硬如军事法律，大多皆同此理。

(二)问题导向

管理学研究或理论创新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依据观测到或调查、实验所得的事实和数据(“实事”为起点)，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科学论证(“求”的过程)，寻求和检验真理(“是”的结果)③，见图1。通常人们以为“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其实这是对其的“亵渎”。前提是“问题导向”，再经“实事”→“求”→“是”的过程，不断地证实或证伪，这也是各种学科发展的“基本路线”。

图1“实事求是”示意图

管理学研究中，“问题导向”历来就深受重视，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如果没有提炼出“科学问题”，至少是真问题，再怎么“实事求是”也不会有好结果。从概念出发，研究“伪问题”是管理学研究的大忌，难免误入歧途④。

(三)求本舍末⑤

就理论的重要性而言，管理学问题是存在层次之分的[10]。图2给出了管理学研究的一般技术路线图。从低到高，“问题导向”意义下的问题可分为4个层次，即现象或观点型问题、问答式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最高层次的悖论型问题。层次较低的现象和问答型问题至多属于日常管理工作，可直接进入决策程序，因此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有的管理现象背后也存在某些规律性，但依然属于枝末细节，不是重点。管理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提炼出悖论型问题，并给予解读，再发展出相应的定理、定律。据笔者所知，管理学领域目前还较少提出这种层次的定理和定律。

图2管理学研究一般技术路线图

管理学理论不够完善可能有3个原因：①偏离了“激励与约束”这个主题;②没有独有的基础理论;③较少提出高层次悖论。从理论上说，发现管理学悖论，提炼出科学问题，这对研究者是求之不得的事。从实践角度看，管理者面临管理学悖论，不能无动于衷。因而可行的逻辑思路是，针对复杂的难题→提炼出哲学悖论→将悖论归结为两难困境→根据轻重缓急明确取舍关系→桉“次优原则”做出管理决策或制定公共政策。然后，经过实践进行效果评价，同时进行逻辑检验，再进行新的或更高层次的问题探索。

这里以“价格规制悖论”加以说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公共(或宏观)管理问题，其实也是微观的工商管理(企业理论)问题⑥。该悖论可概括为：“没有竞争不知成本为何物”，“有了竞争不知成本有何用”。大意是，政府在对有关企业进行价格规制时，关键问题是对成本的测算和认可。但在竞争不充分的条件下，适当的成本水平和结构是不可知的，永远都是谜⑦。然而一旦竞争充分，成本数据可信，又不必再规制价格。面对这种“两难困境”，逻辑上分析只有两个方向性出路，即或是“反垄断”出路，或是“激励性规制”出路。对于这类管理学悖论，如果不能给予清晰解读，那就只能是“瞎折腾”，不可能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此悖论来说，解读需要围绕“激励与约束”的主题，遵循“实事求是”的要求，从企业理论、产权界定、绩效评估、产业政策、财务金融、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多层次进行系统研究，既要有“为学日益”的正向解析，更要有“为道日损”的反向归纳，从而避免出现“开口便错、动念即乖”局面。

哪些管理学问题属于“本元”层次呢?比较典型的管理学问题有“团队生产”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等。

(于立，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感想]

读了《再问》一文后，感受最多就是《管理学报》杂志社的同仁们对管理学发展现状的思考、疑惑，甚至还有一些焦虑。作为在管理学领域工作了30余年的教师除了有一些同感外，更多的是在对管理学科学性理解基础上的淡定与自信：

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将研究的对象锁定在了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上;也清楚地认识到对构成组织的基本元素人的分析与研究是研究的核心内容;管理工作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组织与其运行环境的匹配，解决组织中人的期望与组织目标的协调;也明确了组织管理工作的基本程序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虽然这些基本原理和工作程序在不同的组织和具体工作中存在差异，但“差别只存在于应用方式上，而不是在管理的原则上。例如，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同样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解决人的问题——而这种人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管理学基础理论、概念散乱、缺乏学科科学特征等诸多的问题，除了有将颇具人文社会科学特色的管理学科放入了自然科学的参照系外，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如同人类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从地面提起一样，还缺乏对自我思维逻辑、人生秉性的基本了解。甚至认为，可能这是不能和不应解决的问题，如果人的一切被彻底解谜，人类会立即失去生存必须的博弈和愉悦，甚至走向灭亡。保持这一点神秘，坚守这一点不解也就是保存了管理学研究的乐趣，甚至是这门学科存在的意义。

(谭力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的确，目前管理学界的问题不少，《再问》提到的很多现象基本上都是现实。包括基金委在内的资助机构等虽然为繁荣我国的管理学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也出现了唯高层次论文的倾向，实际对于中国管理学的深化研究是不利的。不管是叫“管理学在中国”也好，还是叫中国的管理学派也好，或者是叫中国特色管理、情境管理、元素管理也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我觉得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在管理教育和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都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第一，它具有普遍性;第二，值得深入地反思和研究，所以《管理学报》的反思是值得推崇的，有价值的;第三，作为学者能够做什么?就是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按照“求真”的思路进行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实际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做的工作是，建立自己的研究的逻辑和方法论体系。我们不缺乏研究的素材，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我们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也聪明，为什么做不出好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研究逻辑是跟随型的，没有从源头上进行梳理。

(苏敬勤，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探讨]

问题：需要“管理研究的求真派”举证已经取得的科学化的管理理论成果究竟是怎样的?管理理论的科学知识体系最终会是怎样的?需要“管理研究的求用派”回答达到求用的目的过程就不需要求真的理论探索吗?百年来的管理理论构建中是否完全没有普适的真理性的管理知识呢?

有用就是真理

笔者尝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有用就是真理”。这一回答的出发点是真理的标准问题，简言之，真理并不是一套经过所谓“严谨的实证主义方法得出的结论”。换言之，求真派所宣称的“严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未必是真理，是否是真理，要看作为认识成果的结论是否“有用”。从这一逻辑出发，真正的“求真”实际上就是“求用”。当前管理学界所谓的“求真派”其实是“伪求真派”。

所谓“求真”当然是“求得真理”的简称，但如何求得真理?管理学界主流的办法是将“严谨的实证主义方法”作为求得真理的唯一手段，而其中隐藏的标准是典型的“符合论”真理标准。真理标准的“符合论”大意是当认识与客观世界相符合便是真理，否则便是谬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今天显然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可以得到与客观世界完全符合的认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早就指出，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只存在暂时被证实的结论。因此，结论与客观世界“不符”并不奇怪，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结论与客观世界“不符”成为一种常态，“科学化”之路先于管理学百年的经济学均承认这种“常态”，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客观世界的参照系”，奇怪的是，管理学界居然将这种“常态”作为一种标准而企图固定下来，将其称之为“暂时的真理”[11]。按照符合论的思维模式，客观世界既然是“永恒而真实地存在着”，真理怎可能是“暂时的”?“暂时的证据”又怎么能够作为唯一的标准?换言之，如果认同符合论，便不存在“暂时的真理”，而认可“真理都是暂时的”，就必须抛弃符合论的真理观。

基于此，要解决上述难题的唯一出路是另寻真理的判断标准，“有用就是真理”便是笔者赞同的检验管理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用就是真理”是实用主义关于真理的著名命题，由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奠基人威廉·詹姆斯首先提出。他认为：“‘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詹姆斯认为，一种观念只要能把新旧经验联系起来，给人带来具体利益和满意的效果就是真理;一种观念是不是真理，不在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是在于是否具有效用。

具体到管理学领域，既然真理都是暂时的，而效用则是立竿见影的，那为什么不用效用来检验管理理论的真理性?我们不能分辨“真与假”，但是可以根据实际效用来分辨“对与错”，从这一点出发，就不存在什么“求真派”与“求用派”的矛盾，所有管理学知识都是“求用”的，所谓主流的“求真派”都是“伪求真派”。

(吕力，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问题：我进行管理研究是出于兴趣(求真)还是处于生存(求生)需要?我有长期的追求目标吗?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做过自己聊无兴趣的研究吗?我参与或容忍过制造垃圾文章吗?我参与或容忍过编凑数据吗?我为学术的纯净抵制过诱惑吗?我坚守“以文会友”，从未通过任何形式的物质手段营建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吗?我是一个自觉的反思者吗?

管理学者何为?

有幸读到《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简称《再问》)的初稿，很激动。不完全因为学术，而是那份熟悉但从未如此直白过的坦诚。脑海中闪过一本书名——《社会学家何为?》。于是将“管理学者何为?”作为这篇感想的标题。

管理学者为“真理”而往，在哲学层面，只是传说;管理学者为“真知”而来，在经验层面，更是理想。在两个管理学院从教19年，所见所感，觉得“为稻粱谋”才像我们多数人的心声!管理学界从不缺冠冕堂皇、言之凿凿，但彼此能够意会：真知很少，垃圾很多(2011年在斯坦福，马奇当着几位中国知名学者和我的面说过，Top Journal里也有很多Junk)。应该庆幸，大学这个伟大的制度发明给了学者“合法”生产垃圾的权力——除非故意，能力所限，无可厚非。

超出《再问》想象的是，问题已不是“垃圾文章”和生产垃圾文章的“特权”;而是本来在“为稻粱谋”，气氛却变得分外喧嚣、浮躁而且偏执。不难发现，管理学者是否优秀似乎不再需要“提出什么、发现什么、证明什么、影响什么”这样的常识，而只剩下“千百十、江河湖海、项目主持人”，“项目X个，SCI/SSCI Y篇、顶级论文Z篇”。这种中国特色的学者画像难道不是对一个号称日益国际化的学界的严重讽刺吗?

作为一名对中国管理学界(华人管理学界、国际管理学界)多少有点儿了解的边缘学人，我想说：①相较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管理学界差得还远，不该那么热衷于追逐标签;②参照索绪尔“能指—所指”的任意性、符号主义的抽象性，尤其是当下国情，确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推断：这种符号可以代表学者的学术水平，当且仅当没有“权力、资源、关系、圈子、(范式)歧视、运气”诸因素显著影响的时候。还有一个反常的看法：各种头衔、称号，各类基金、等级的文章，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资本，它更是一种负债(因金钱和名望而对学术共同体所必需承担的责任)。如果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没有组织管理的改善，没有AOM所期望的“For a Better Life”。历史地看，有一种结局会让人唏嘘：YoAlmost Own Everything, YoAre Nobody!请不要用“酸葡萄”心理(一位善意的中大社会学博士生曾提醒过我)来调侃，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清楚。我只是偶尔希望向有限的同行表达想法，更愿意面对我的学生娓娓道来。我被《再问》所夸大的愤怒，只不过源于一种非常卑微的愿望，我们的大学、学院、学界能不能安静些、踏实些，能不能少点儿无聊的折腾。我尊重那些“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称号”应该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他们是中国管理学者的中坚，他们最有资格打消《再问》的忧虑。

去年，在一封回复英伦博士研究生的邮件时写道：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困扰不是国际期刊发表上的挑战，而是如何解决“为什么研究(为毕业、为课题、为指标，还是为‘增进知识，回馈社会’)，研究什么(从现实出发，还是从文献出发;无穷的变量关系猜想，还是深层机制的挖掘)，怎么研究(单一实证范式，还是多元范式;流行研究方法，还是现象与方法的匹配)这些非常基础性的问题”——我很愚钝，用10年时间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并希望用以后的岁月去身体力行，但愿这是给《再问》的一份简单答卷。

(韩巍，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对中国管理学者品格的反思

反思、质疑和批判无疑能促使学术进步，但是这种反思与批判只在没有外力和功利掺杂时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学者们在社会良知和学术使命驱动下进行的反思与互动，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必备要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这类反思和思考，也必然会因学者们自身价值观、立场、心智模式和经验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才能使管理学研究“和实生物”，反之“同则不继”。从这个视角而言，对管理学特别是中国管理学的多元反思是必要的，对反思的反思也是必要的。《管理学报》近年来刊登了多篇关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反思与商榷文章，这极为难得，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术研究的曙光。基于此，有必要沿着《再问》可贵的反思精神继续进行反思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