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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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学术论文

共议管理学

《管理学报》2007年第5期刊发了《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从名词术语和研究经费两个侧面对当时我国管理学界的现状提出了质疑。时隔5年，我国管理学研究蓬勃发展的背后仍有诸多问题不可避免，值得反思。在此背景下，《管理学报》2013年第4期刊发了《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简称《再问》)，对管理学的3个视角(场域、属性、路径)以及对研究管理学的主体(管理学者)的两个视角(使命、品格)进行反思，旨在抛砖引玉，引发学者的真知灼见。

编辑部从众多学者回应文章中选摘了部分观点，供学者交流和更深入的反思与探讨。

[回应]

问题：学科边界是否是成熟学科的必然标志?管理学是否需要明确自己的学科边界?在当下，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对推动管理学发展的价值如何?

管理学边界不清的原因

学科边界不清将严重制约该学科知识的传承、传播与创造，因此，厘清学科边界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再问》对我国管理学科发展至今，学科边界依然模糊不清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发人深思。

边界不清的原因何在?我同意《再问》的观点，“研究对象未统一”是导致边界不清的重要原因，但对未统一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看法略有不同。

《再问》概括了3种不同对象：“组织”、“管理活动”、“组织中的人”，并认为“他们(指以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研究为实现组织目标如何将组织中的人、财、物协同得最高效，实际上将企业中的6项活动不同程度地纳入研究视野，场域就明显扩大，甚至无所不包。”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人、财、物等组织资源，以及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等企业活动，是管理的对象，而不是管理本身。巴纳德、德鲁克被认为是“以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然而，他们研究的恰恰是有别于5种企业活动的管理活动，而不是别的什么活动。

其实，在西方的管理学中，“组织”、“管理”、“组织中的人”三者是统一的：管理是管理者所从事的工作，管理者在组织中工作，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管理者要通过他人并与他人一道开展工作。诚然，侧重于研究组织管理(实质上是指组织中管理者整体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与侧重于一般管理(所有单个的管理者，不论是基层、中层还是高层，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内容上会有差异，但这种差异远不至于到管理学与财务、会计、市场营销学等不加区分的程度。

从我国的情况看，管理学研究对象不明是因为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不同所致：管理学研究的是组织实现目标所从事的所有活动还是组织中管理者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以企业组织为例，一般来说，研发、生产、营销、物流、财务、会计等都是实现企业目标所需要的，但并非是管理者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组织实现目标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中，除了研发、生产、营销、物流、财务、会计等之外，是否存在管理者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如果有，这项工作(活动)是否足够重要，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进而形成一个学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无论这个学科怎么称呼，都是有清晰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的。

事实上，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学科边界模糊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以“管理者所从事的共性的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周祖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视角解读

《再问》倾向于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于企业组织的内部，即以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由此，《再问》选取的时间序列是：从法约尔首次提出对所有企业组织乃至一般组织都适用的管理理论，即具有普适性知识的概念、原则和研究对象的一般理论之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国管理丛林时期对管理理论基本架构问题的争论。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管理学即管理理论研究是在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条件下的思维和视角，生产和供给问题，其任务主体和研究对象更注重企业组织内部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具有典型的内部性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和市场处于过剩经济、买方市场、网络信息环境、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的结构形态。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管理学理论架构，其边际依然是企业组织，但企业任务的主体从生产转向了销售，因而企业的市场理念则从以生产为核心转向了以营销为核心的市场理念，以顾客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核心，因而德鲁克说企业的本质是创造顾客价值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时期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兼容了之前隶属于经济学的经营理论、厂商理论、营销理论，随之在学科划分上，这些理论及其相关的次级学科从属于管理学科门类，在美国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中国，管理学从经济学科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并包容企业外部市场竞争理论，则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伴随着全球化和新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的任务主体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需求管理，即以需求为导向的企业组织的营销和生产的过程管理，而如何满足需求变化、竞争变化，如何进行人力资源、财务金融资源、物质技术资源、信息资源和关系资源的管理配置，需要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管理创新，创新成为管理活动的核心驱动力和管理学的核心要素。由此，也不难理解，对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诸如管理丛林时期的“管理本身”、“管理活动”等，在21世纪当代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创造顾客价值”，这是概念内涵的拓展，也符合市场变化和时代发展。

笔者认同《再问》的观点，即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活动”，由此，当代管理活动的主体任务则必然是“管理实践”，或者说“管理活动”与“管理实践”是等同的。因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研究的主体任务则必然是管理实践，亦即中国管理实践。

(周建波，广东金融学院)

管理学的边界厘定和学科融合

科学理论本身是具备一定边界的。超越了理论本身的边界，理论的内容和形态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管理学同样如此。诚如《再问》所言，当下的管理学研究确有研究边界扩大化的嫌疑。然而，如果仅仅基于法约尔对6类企业经营活动的划分，而将除管理活动之外的技术、金融、财务、会计、营销活动等全然剔除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又恐怕颇为狭隘。一方面，法约尔所论述的管理活动与当代情境下管理者面对的实践已经颇有不同。在管理实践越来越复杂和综合的今天，上述的非管理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管理者干预和作为的成分;另一方面，管理学的外延要大于企业管理学，对于非企业组织的管理无疑应该被纳入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中。这类组织中涉及的管理问题的存在形态和企业经营中的管理活动或许并不一致。

另外，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借鉴融合的现象日益明显，对于尚处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学而言这种趋势尤甚。管理学本身就是在吸取和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演化出来的。例如，管理学中的组织行为学研究与心理学之间一直就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对于员工培训的研究其实与教育学中的有关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学科交融的客观存在，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们研究的主题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企业经营范畴，而事实上是作为广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组织情境之间的碰撞。因此，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或许重点不在于圈定一个明确的界限，而在于厘清管理学科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例如，管理活动中的人是怎样的人?管理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有怎样的互动法则?)。凡是在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上保持一致的研究，纵然研究主题相对较为泛化，也不应该影响其归属管理研究范畴的规定性。

(罗文豪，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深思]

“顶天立地”：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

管理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面对的“物理性事实”，主要研究“社会性事实”[1]。研究对象是“社会性建构”出来的，研究者及其使用的观念、知识、思维也都是“社会性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管理学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类似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相反表现为在相应文化滋养下发展形成的阶段性的科学和艺术的统一。不同文明各有自己解释世界的观念体系、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建立于其上的成功有效的组织管理，其内在的逻辑、规则、原理，自然会有很大差异[2]。其中，既有生产、经济活动与自然与物的世界相互作用形成的共同的“管理科学”，也有各种文明的观念、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孕育造就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集体化协作中相异的社会关系。过去政治色彩浓厚的“管理二重性”把社会关系简单化为阶级对立确实极端片面，但不等于管理上不存在文明类型带来的社会属性。学界对此意义上的二重性没有太大争议。争议在于后一面——社会属性侧面，是不是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或者有没有共同的部分。我以为，管理的社会侧面用来分解、协调、整合集体行为的部分(组织管理本身的原理，接近《再问》所指“内核”)是共同的。如BARNARD[3]关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组织平衡”，西蒙[4]讨论过的“层级结构”，马奇[5]“经验的疆界”，德鲁克[6]有关企业的目的，斯格特[7]概括的开放系统观点，理性主义视角的“目标具体化、结构形式化”等。管理学科中此类成果反映的规律和准则，是不论文化、不论组织类型(包括公共事业组织、行政组织)、不论情境，都普遍适用而无例外的。管理学科的独特“内核”，恐怕就在于此。但这只是基本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是空壳，没有具体内容。一旦装进具体内容，文明的、情境的内容就同时装进去了。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契约导向与情感导向、明辨是非与中庸和合、上帝信仰与家国情怀等，因之成功有效的管理会出现多样纷呈的形态。家长制和契约制、情感导向和制度导向、清教精神和家国情怀，都有大量持久成功有效的例证。这并不违背基本原理，却又反映了文化和情境。

所以，“内核”是组织管理社会侧面，用来分解、协调、整合集体行为的基本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时至今日，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还没有达到体系化、系统化程度。尚需管理学界同仁志士努力奋斗。现实地看，成功的管理都是文化的、情境的、装进了内容的。组织管理表现在美国的成功、在日本的成功以及在中国的成功，各有成功的文化、社会、经济基础，其间有很大差异。

这也就回答了《再问》关心的若干问题。具有一般性的，表现为组织化形式的集体化协作过程中分解、协调、整合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组织管理原理或形式化定理，就是一般管理学的领域和范围。管理是组织整体行为系统中的一部分或一类行为[3]，揭示组织与个人社会性行为的组织理论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一般组织理论是一般管理原理的理论基础。“顶天”的是一般组织管理理论，“立地”的是文化、社会、情境下的成功有效的管理实践。论普遍适用，全人类共同的管理，那是一般组织管理理论;论成功有效的管理，那都是具体情境下的成功有效，而且成功有效的原理是与一般理论一致的。在此意义上，“管理学的中国情境”、“中国管理学”、“中国式管理”都是一回事，都是在探讨中国情境下的成功有效。但如果认为存在完全独立于世界的中国独自一套的组织管理原理，以为这就是普适的管理原理，那就错了。从中提炼抽象出的一般性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才是一般原理的构成。

之所以在上述相关问题上会产生不同看法或认识的偏差，大略有两方面原因：①混淆了成功有效背后的原理与成功有效的内容本身，两者搞不清。比如，契约制和家长制(不作严密表述，只指大意)，前者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基础，后者以集体主义、血缘和情感为基础。各是不同文化情境下整合集体成功有效的方式，但契约制和家长制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性质。具有普遍性，算得上原理的是巴纳德关于权威的基础最终在于接受方而不在于施与方所反映出来的原理。因为这对所有情境都有解释力。②在西方扑朔迷离、林林总总的管理理论面前迷惑了双眼。西方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鼓励探索创新、标新立异，只要有新意，不同门派、不同视角的研究都能得以生长。从细处着眼，注重分析的科学研究范式使得许多学者更关心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学科的体系结构。各派理论各自发展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互不买账，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如果不能拨开各派理论各自名词术语的迷雾，抓住实质，就很容易受迷惑和误导。

“顶天”的理论导向的研究和“立地”的实践导向的研究，一致的成分大于其间的差异。没有深入、揭示现实的“立地”研究，研究者没有必备的经济、人文、社科学养，不可能进一步提炼抽象出“顶天”的原理。巴纳德、德鲁克、稻盛和夫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同样，“顶天”一端的理论研究者没有深厚的人文社科学养、广阔的眼界、对企业和社会的深刻了解，不可能穿透和洞察组织管理现实的种种乱象，抽象、凝炼出一般管理原理意义上的理论结论。西蒙、马奇、明兹伯格、斯格特等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不管起点、导向是实践还是理论，最终都要通晓理论和实践，贯通理论和实践，才可能有大成就。

笔者不太赞成把法约尔到罗宾斯的管理过程体系作为组织管理基本原理的体系框架。理由主要有二：①“顶天”程度不够。五大职能体系主要反映功利性目标下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的内容，服务于企业家赚钱的色彩比较浓厚，历史地看有其合理性。但现实中很多组织不是单一目标支配下的理性组织，也未必以效率效用为最高追求，管理学也不能只关注效率效用，更应该关注巴纳德和德鲁克倡导的个人、组织、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升学术品格。②五大职能体系反映的更多是高层管理者的行为或工作，而不是对集体化协作中分解、协调、整合性行为的全面概括。作为一般组织管理原理的理论体系，概括力和包容性略显不够。鉴于此，笔者在自己编的教材中，宁肯使用基于巴纳德思想的组织内部平衡、组织与环境平衡、内外动态平衡框架体系，因为它的适用性、包容性更强。

这就涉及管理学研究和教育的现状，管理学本身了。历史地看，西方管理学从为企业、企业家服务开始，首先发展了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的，管理的技术、经济侧面;然后逐步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其间，不能说不存在“共识”意义上的“管理学科体系”。《再问》提到巴纳德被誉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国外公认巴纳德为近现代管理理论奠基人，说明巴纳德“组织论的管理理论”基本观点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关心的很多问题都是组织、社会问题，早已超越了狭义技术性、功利性企业管理的境界。斯格特整合各派观点，梳理组织理论发展脉络，整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同时也不能否认，体系性的、反映管理学独自“内核”的一般组织管理原理确实有待于整合和提炼。这正是当代管理学者的使命。笔者认为，目前阶段梳理和整合已有研究，构建一般组织管理原理体系的工作远比界定管理学属性、理论形态和理论结构重要。学科本身不成熟到一定程度，事实上也很难给出客观公允的界定。

基于此，笔者近年来探讨“组织理论的整合框架”，搭建初步的一般组织管理原理的基础框架[8，9];以该框架为基础，初步总结概括中华文化情境下的成功有效管理，以期朝着“顶天”和“立地”两端努力。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志士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从“顶天立地”，理论突破和实践解读两方面为管理学添砖加瓦。

与此相关的管理学科范围以及研究范围，“泛化”(学科特点带来的泛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由于管理学出现晚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研究对象都与人的集体化、社会化行为相关，所以交叉、边缘、跨界几乎是命定的特点。组织活动涉及个体行为、业务技术、经济活动、社会性作用，涉及环境内外交互作用，如果没有分门别类的、跨学科的研究，不能全面透彻揭示组织行为中制约和影响的各方面要素和过程，凝练组织管理一般原理就缺乏基础支撑。

《再问》一文提到的国内管理学科划分，笔者认为基本是合理的。基金委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指向组织管理中的管理科学部分，“工商管理”指向经济组织管理的科学规律(虽然没有对一般原理和具体情境下的管理作区分)，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向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管理领域，总体上是与学科特点吻合的。唯一的遗憾是既然设了工商管理门类，就应该同时设置公共管理门类。教育部《学科分类与代码》显然既有对学科规律的认知，也有现实的考虑，也属正常。

至于体现在管理学界个人层面的“乱象”不外乎体制因素和个人品格两方面。这些问题非学术问题，不说也罢。

(王利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登高望远，道术兼备——管理学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