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学术论文

管理学实践相关性和学科合法性的争论是“再问”或反思的起点。可以预见，这一争论不可能停止，也许，更加深入和广泛的争论正是管理学发展的动力和契机。这种论争除了涉及管理学研究的使命、属性、场域、方法与过程等内容之外，也必然促进管理学者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之间的有机统一。从表面上看，管理学者的理论自信更多地源于实践相关性的“求真”与“求用”精神，而文化自觉则更多地源于学科合法性对“理论之美”与合法性理论对“善”的关怀。一般而言，实践相关性是管理学理论自信的坚实基础，但如果过于注重实践(如现实的或短期的管理效益与组织秩序)，尽管可能会增强学者的理论自信，也可能妨碍了文化自觉;如果过于强调理论性和文明性，尽管多了文化自觉，但又可能会降低理论自信。从本质上看，无论是管理学学术传统或学术文化所关注的“理论之美”还是合法性理论所追求的“善”，归根到底都要以“真”作为基础，否则，再美再善的理论也是空中楼阁。可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真”字，这是管理学者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的共同来源，也是二者统一的基础。我们欣喜地在德鲁克和马奇等少数管理学者那里看到了二者的统一与均衡，而这在中国管理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中却鲜得一见。究其原因，就像《再问》所指出的，“当前学术界缺失的是纯净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会被使用得扭曲变形。现实中，尽管中国管理学者大多追捧自我管理，但也大多有意无意地疏于或不愿对自己的学术品格进行管理与升华。当然，要求中国管理学者在缺乏必要的外部条件支持下进行自我管理与升华有些勉为其难，但是至少可以去研究、呼吁和争取相应的情境(如学术评价与职称晋升机制)改善，而且在到达一定的职业与生命阶段，如取得高级职称或“知天命”之后，可以有意识地放松或放下功利诉求，回归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使命，多一些“上下求索”、“求道”、“弘道”与“传道”的努力。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更加迫切地呼吁中国管理学者的学术品格净化。

总之，中国管理学者自身价值观、使命或者学术心智模式等主体性因素的成熟是决定中国管理学命运的基本要素，至少，趋于成熟的主体精神有助于推动良性反思与学术互动。可贵的是，在《管理学报》和一些学者的长期坚守之下，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性正在成熟，主体精神正在发育。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要求中国管理学者不管环境如何都能进行高品质的自我管理以促进主体精神的进化。对于多数学者而言，主体精神的成熟和学术品格的净化需要一系列外部条件包括学术氛围特别是学术评价机制的完善，否则，学者的人力资本就会自动漂移、关闭乃至衰退。因此，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有必要研究自身内外部环境的建构与优化问题。如果内忧外患的局面得不到解决，那么，中国管理学术的繁荣难以摆脱画“景”充饥，甚至“皇帝新装”的命运。

(曹振杰，浙江农林大学管理学院)

问题：学科边界是否是成熟学科的必然标志?管理学是否需要明确自己的学科边界?在当下，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对推动管理学发展的价值如何?

所有学科都是跨学科的交叉学科

《再问》一文指出了管理学边界不清的问题。杨玉良[12]认为，学科是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分类，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学科划分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存在负面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世界上的各类事物运行本来是没有学科(或专业)界限的，人们为了便于学习和认识事物的运行规律，人为地划分为许多学科。学科划分是为学习和研究方便不得已而为之，学科划分使原本完整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

即使在某一学科内部看起来具有系统性、严密性的知识体系，一旦跳出这一学科，或者以另一学科的体系来解读，就会发现，原来认为系统性、严密性的知识体系也是支离破碎的!例如，地球上的客观事物本来是没有经度、纬度和时区的，为了认识地球上事物的方便，把地球划分为经度、纬度和时区，这一划分是系统的、严密的，但是，如果站在长江、黄河这样的水系角度，纬度和时区就把长江、黄河的水系分割在多个不同的纬度和时区[13]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按照某种知识分类标准(分类标准不止一种维度，而是有多种维度)划分而成的，如果以别的分类标准来看，本来看似边界明确的学科也就成为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了。打个比方，人可以分为南方人、北方人、东方人、西方人，之间的边界并不明确，即使找到明确的边界(如长江或淮河)，如果以其他分类标准(如老年、青年、少年)划分，按地域划分的南方人、北方人都会跨到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的类别中去。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推论：“所有学科都是跨学科的交叉学科!”

不仅管理学会跨到其他学科，物理、化学这样的看似边界清晰的学科也会跨到其他学科。杨玉良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门学科叫物理化学，美国化学会办了一份《物理化学》杂志，物理学家投稿总是被拒，因为化学领域的审稿人读不懂物理学家写的文章。于是，美国物理学会就办了另一份杂志《化学物理》，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很难讲。后来，两边的一部分科学家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

当然，不同学科的边界清晰程度还是有差异的。与数学、物理这样的学科相比，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界更为模糊，这些学科的边界不像动物、植物的分类一样清晰，而是像对地球的表面及内部进行的分类，既可以分为高原、盆地、丘陵、高山、江、湖、海，也可以分为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还可以分为某一段经度或纬度，这些分类的边界大多是不清晰的。

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就像“温带”这一领域在地球上的边界，从经度或时区的标准，“温带”涉及地球上的所有经度和时区，从另一角度(如纬度)来看，“温带”只是在某些纬度范围内，存在高纬度区域与低纬度区域都属于温带的交叉现象。

基于“学科就是对知识的不同角度分类”这一认识出发，也能回答《再问》提出的“有中国管理学吗?”的问题。

管理学内部的二级、三级学科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按管理过程来分，有计划(学)、组织(学)、指挥或领导(学)等;按职能(功能)来分，可以分为战略学、人力资源学、财务学、营销学;按国别(文化、地域)来分，则有东方(中国)管理学、西方(美国)管理学等;按时期分，则有古代管理学、近代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可见，“中国管理学”作为按国别(文化、地域)来划分的一个子领域，是可以存在的，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

(孙继伟，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学——学无边界

(1)无边界的管理学院院系设计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把管理学系放在工商管理学院里会有争议，把管理学系放在商学院里争议就会变小，把工商管理系放在管理学院里就没有了争议。原因在于管理学宽广的边界。通常，管理学院可以容纳工商管理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公共管理系。

(2)无边界的管理学特性管理学有两大特性：科学性与艺术性，如同公理一样。直至听何镜堂讲建筑才意识到，原来科学性和艺术性也是建筑学的特性。进而追问，发现很多学科的特性都是科学性与艺术性。也有人说是实践性，但哪个学科不需要实践性呢?事实上，包括实践性在内的诸多特性都可归入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二元结构里，它们也非哪个学科的特性。当谈论哪个学科有这两个特性时，实际是在谈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特性，因为科学性和艺术性本身的特性就是应用广泛，包括学科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命名为一种学科，就已经是其特征所在，管理学的特性就是管理学，医学的特性就是医学，法学就是法学。如果认为这样的答案不够准确，那么管理学的特性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例如，管理学的特性是科学性和艺术性，而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特点又是“无所不能”。

(3)无边界的管理学国别中国需要“中国式管理”，但中国式管理首先是管理。事实上，管理从诞生起并没有国别。德鲁克和通用汽车并没有把分权管理贴上“美国式”的标签，全世界的企业(包括中国和日本)把事业部拿过来用，发现的确管用，从而贴上了美国的标签。因此，标签并不是自封的。“四大发明”被冠名中国，源于世界的认可，“中国功夫”被冠名中国，同样也源于世界的认可。如果中国式管理只在中国管用，那就不会有更多人来学习和推广，实际上就无法真正被冠名“中国式管理”。甚至如果中国式管理只在中国管用，那冠名中国又有何意义。由此，真正的“中国式管理”既是在中国有效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有效的，这才是中国式管理的实至名归，而到那一天，这个名号又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其真正突破了国别。

(刘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感想]

实践者希望看到何种文章?

面向实践的研究，如没写一篇面向实践者的文章，是一件稍显遗憾的事情。现在也有不少学术文章在述及“理论贡献”之后，稍带提及对实践者的价值，尽管写作者深知，几乎不会有实践者会阅读发表在学术刊物的这部分内容。那么，管理实践者希望读到什么样的理论文章呢?

不管是思辨研究，还是质性研究，大型理论文章要谨慎下笔，毕竟“世间再无德鲁克”。除非有范式级的概念创新，否则，很可能成为语言朴实的陈述性(而非批判性)文献综述，或者老调重弹。对于以断因果联系，证明某些操作变量之间正(负)相关、(部分、完全)中介、调节作用等文章，单一的文章内容一般也难以变成实践者感兴趣的文章。因此，在我看来，中层理论，系统性地整合一组因果验证模型的文章，是较为合意的文章。

从实践者的视角来构思。正如人类学家要站在被研究对象理解其意义一样，管理学者要假想自己担当某公司CXO来自我头脑风暴。任何一篇具体文章的核心读者是可以清晰确定的。实践者相对求用。假如某研究项目是“家长式领导与中国民营企业绩效的关系”，若实证研究证明负相关，那么相关的切口可为：如何抑制家长式领导?具体而言，一要把实证中的操作性定义转化为“自测家长作风量表”;二要把负相关的逻辑图谱讲清楚，威权、德行、仁慈是如何变成负绩效的?为什么威权、德行、仁慈很可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会相互促进而是相互竞争?最终落脚到如何抑制家长式领导风格。

启发而不是教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但管理实践者多是成人，经验和阅历丰富，而且多为人中精英，不少人还上过EMBA、MBA或听过各种培训，因此，填鸭式的知识讲授往往不是有效的传递思想的方式。所以，①文辞表达要轻松活泼一些，管理有科学理性的一面，但管理者也有感性的一面，可用案例(真实的或者情境化的)、寓言故事等。②奥卡姆剃刀——抓住关键，而不是事无巨细，经济学模型往往讲求简化，而管理者以“求用”而放弃各种假定而趋繁冗，但实际上，波士顿矩阵、SWOT分析都非常简洁并击中要害。无论什么模型，实际应用一定是情境化的，理论和模型的框架在于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获得信息。③如无必要，勿讲“常识”。

一些不够严谨的材料会极大地影响文章的专业性和可信度，甚至贻笑大方：①企业家接受媒体采访的只言片语，“听其言而观其行”;②有显著矛盾的数据(如实证中的相互矛盾的结论)，以及缺乏公信力某些机构发布的调查数据;③写作者未深入解读基础上的简化小案例。总之，学者作这样的文章，应严谨、有理有据，这一点与做学问没有区别。

(邓中华，《中欧商业评论》编辑)

放下理论，先去理解

对管理学的研究始自对管理的感悟。法约尔如此，巴纳德亦如此。法约尔是依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感悟到了“管理职能”的存在及其价值，也意识到“管理教育”的重要意义，才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把感知到的管理世界，以理论的方式呈现出来，写就了管理学领域的源头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巴纳德也是这样，直至《经理人员的职能》成稿之后，他仍然感到非常遗憾，没能把他内心感受到的那种“组织感”、那种强烈的“组织美感”表述出来——“还有一点也是我觉得相当遗憾的，那就是我没有能够向读者表述出组织感——一种无法表述出来的、强烈的审美感，这种感情最主要产生于个人习惯性的、感兴趣的深切体验”。可以说，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思想的力量是因为背后有对实践的感悟。

而管理学研究之所以量多质浅，面向实践的理论贡献乏善可陈，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相当数量的学者其心中没有一个真切的管理世界，因此只能从事基于管理学的科学研究，或称“理论研究中国化”，而不能产生应用于指导实践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即“中国研究理论化”。这无疑跟我们的学科建设方向有关，即过分偏向于“理论联系国际”，而非“理论联系实际”，不重视管理实践;但也跟我们学者自身的研究选择有关，即惰于真正去接触实践，去感知整个管理世界的真相。然而，管理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应用学科，是一门实践学科，倘若心中没有一个真切的管理世界，任何管理科学研究都注定是徒劳的。

尽管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目前不归入学院派的科学范畴，但毫无疑问，这个学派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指导实践的能力，而且在学科发展初期，欧内斯特·戴尔、小艾尔弗雷德·斯隆以及德鲁克等的学说，都对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像戴尔所倡导的“用比较方法对企业管理进行研究，而非从一般原则出发”，仍然不失为识别管理现象与发现管理问题的上佳途径。而“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或许也将经历类似的路径。

日本管理学的确立与发展，始自该国管理实践的勃兴和日本学者对本土实践的关切，诸如日后蜚声国际的野中郁次郎，早年就曾供职于富士电机，由此对日本企业的崛起和创造力有了切身的体验。现在一批富有中国智慧的管理实践也正在破土而出，真正志于从事本土管理研究的学者，此刻最应该做的或许就是放下理论，先去理解。只有在理解、感悟实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炼并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丛龙峰，《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编辑)

[探讨]

问题：所谓的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百年纠结，只有分清学科性质才能合理解决，因困惑于学科严谨性而远离实践相关性的百年彷徨是否是一种误读?

解惑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

(一)管理学学科合法性的困惑根源在于参与者经验知识的易获得性和管理主体的普遍性

从个体意义而言，人人都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管理现象有其自我感知，必然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元理解。这种多元认知既为管理学创建及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个体经验知识，也给管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困惑埋下了先天之种。从组织角度来看，对组织发展担负主要责任的各级管理者，也处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交叉角色中，这种混合角色对行为主体所造成的认知干扰也是生成管理学学科合法性困惑的一个原因。